我的第二家公司是UT斯达康，做小灵通的。那时公司刚刚起步，我记得整个生产部的办公室就十几号人。其实我应聘的是结构设计工程师，但最后却是生产工艺部的经理录用了我，让我做工艺工程师，他说看中我的英语能力，因为我过了六级，但其实以后英语用得不多，因为打交道的都是中国人嘛。
刚开始，小灵通的技术都是从日本引进的，特别是小灵通手机，因为国家规定不得引进整机设备，所以事先在日本拆解，运到国内后再重新装配。我们在杭州有一条小小的生产线，专门做小灵通手机的还原，与山寨机不同的是，我们在装配后会进行严格的测试。所以我们有两个工程师整天跟在线上，我负责装配，他负责测试。由于小灵通远远供不应求，所以我们努力提高装配速度，经常掐着秒表计算每个工位的装配时间。如果有了新的机型，那么我就整天琢磨怎么设计装配流程，尽可能地让每个工位所需的时间均衡，以提高装配的速度。事实上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就坐在生产线上，可能上午做某个工位的活，下午做另一个工位的活，一边做一边和线上的工人讨论怎么做快。
除了送料和包装是少数几个男青年外，线上多数是来自农村的、手脚灵活的年轻女工。她们多数是高中或中专学历，但是不少人下了班之后还要去上夜校，非常有上进心。
由于测试设备缺乏，手机又供不应求，我们就组织了两批工人，而我一人跟两班，每天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11点，一连做了一个月，但是由于年轻，并不觉得累，有时下了班，想要喝酒，于是给几位同事打电话，一块儿到夜排档上喝啤酒。
我在大学里看过马克思的经济学随笔，有个概念“异化”有一段时间很流行，我在学校里也觉得不喜欢的事情是不值得做的。但是等我真正做了那些乏味至极的事情，也没觉得有多少难受。比如说吧，你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，每隔几秒钟打一颗螺丝，偶尔和别人聊一下八卦，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何必想那么多呢？不过是用你的时间和精力来换取一定数额的钞票罢了。就算每个人有选择的自由，但多数时候赚钱还是找工作时最重要的理由。
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田还比较多，每次农忙假的时候，要连着干上半个月的活，我妈妈就经常这样教育我，让我好好读书，不然一辈子干活累死也没出息。
我们国家开放以来，一直以出口作为导向，吸引外资制造业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，也就是这些从农村来的年轻人，干活尽管累，但毕竟收入比老家强得多。用经济学的话说，自由的市场能够使资源流动从而尽可能地发挥其价值，包括人力资源。
我经常和这些工人一起聊天，问她们的打算，大多数人都希望在城市打工，但也仅仅是打工而已，城市不是她们的归宿，她们是这里的异乡人。当然也有极少数人嫁给了城里人或者城郊人，也有人抓住了机会迅速发达。线上有一个极为平凡的工人，他听说在老家要开分公司，于是努力打听消息，希望能让他一起调过去。过去之后，他筹集了一笔钱，和同事朋友一起开了家销售公司，代理公司的产品，很快就发了财。这之前他是工人中间最平凡的一个人了。
我常听别人说一句话，大公司学做人，小公司学做事。在小公司，干活的就那么几号人，责任分得清清楚楚，而且大家相互之间都很熟悉，所以大家努努力力干活，根本没人理会什么职场规则，所有的人都很齐心，对公司也有感情。即使是不同部门的人，如果是面对面地沟通，通常不大会搁下面子，而在电话里就有点生分，而电子邮件更是常常被留下作为追究责任的依据。
一个人做事情的积极性和他的权力也是有关联的。如果出了一个大事情，从客户一直追究到老总，而解决事情的却只有三四个人，每个人都代表一个部门，那么他知道自己承担的责任，也知道自己做的事情能够体现出的效果和价值，事情做好了自己也受到别人的尊重。处在不同的级别，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也会不一样。尽管是一个底层员工，如果你能代表经理说话，你会从经理的角度思考；如果你能代表公司说话，你也会从公司的角度思考。
对于小的公司，我认为总经理-部门经理-员工，三层结构已足以胜任管理，级别越多效率越低，实际上很多行政级别的设立，完成是从人事的角度出发，仅仅是让每个人都感觉到有升迁的可能。其实如果你就是做事情也能得到承认和尊重，也有不错的收入，那么何必非要考虑升迁呢？
博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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